在人間| 78歲老人鳴冤54年:“我就是不服,我沒有強姦,沒有猥褻”

在人間| 78歲老人鳴冤54年:“我就是不服,我沒有強姦,沒有猥褻”

2020年10月16日 13:38:21
來源: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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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不服,我沒有強姦,沒有猥褻。”

即便生活拮据、自卑緘默、四處碰壁,今年78歲高齡的汪康夫也從沒停止過申訴。冤獄十年,鳴冤五十載,他始終不明白,強姦兩名、猥褻十名女同學這兩項讓人不齒的罪名究竟是如何落到自己頭上的。

為了知道當年的真相,1975年出獄之後,他幾番躊躇,終還是寫信給了捲入案件中的尹福珍、洪仔妹、劉淑芬、賀恩蓮、曹靜安等涉案者,以及時任江西省蓮花縣琴水小學教師的李品行、尹天池、賀仰豪、郭志彪等同事。但這些人不是音訊全無,就是在回信中表示對案件毫不知情。

他覺得詫異、錯愕:這到底是怎樣的案件?為何罪犯不知犯了何罪?為何被害人不知受到了什麼侵害?

他等來的回信中,其中一名女學生尹福珍寫信回覆:“如果法院認您強姦了我而判您10徒刑,這真是可憐”……“總之説您和我確實無謠情,我可作鐵證”。

另一名女學生洪仔妹回信道:“沒有就是沒有,不能亂説。”

■ 學生尹福珍的來信。

他開始着手寫申訴信,但直到1980年前,都沒有得到迴應。

在他多次申訴後,1980年蓮花縣人民法院啓動了複查工作,調查了當時參與該案件一審的蓮花縣人民法院法官周洛泉、蓮花縣琴水小學教師賀恩蓮、曹靜安三人。根據當時的複查筆錄,周洛泉表示汪康夫一案由聯合調查組處理,並且“材料是很多的,不止目前這些材料”。他認為當時案件中的受害者現在都已有了兒女,不可能實事求是地説明問題。賀恩蓮則表示:“當時確實過左一些,有複查的必要。”

最終,蓮花縣人民法院以“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為由駁回汪康夫的申訴。

希望生生墜落在他眼前。

然而他不服。

因為在他看來,這八字理由像是無稽之談。此後,他一邊繼續寫申訴信,一邊找律師,想委託他們申訴。但多數律師都以各種理由婉拒了他的請求。

1986年,他持續申訴,得到了江西省吉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的迴應。法院再次啓動複查工作。

曾任汪康夫代理律師的魏方紅後於2011年去法院調取案卷時,發現一份“吉安市檢察院、法院聯合調查報告”。由於這份調查報告被法院禁止複印,他將報告內容概要記錄下來,發給汪康夫看。

■ 汪康夫抄寫的“吉安市檢察院、法院聯合調查報告”。

這篇調查報告的內容概要被汪康夫逐字逐句抄寫在2011年11月17日的日記中,結論是:

“認定無證,否定無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以現有證據難以認定構成強姦罪,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

然而,1987年9月10日,江西省吉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在《關於答覆蓮花縣汪康夫申訴的通知》中沒有采納上述聯合調查報告,而是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結論:“你出獄後,一面申訴否認犯罪事實,一面對當時參與辦案人員和被害女生一一去信,鳴冤叫屈,要求他們出面為之否認。有些被害人在你多次糾纏下,寫信否認原檢舉。你持這些信件上下奔走,鳴冤叫屈。我們認為:原一、二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經過反覆查證核實的,現有被害人雖否認原檢舉,這是經過你的串通所為,故不能作為證據。你的串供活動是非法的,通過非法手段取來的‘證據’是無效的。據此,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維持一、二審判決。

他仍然不服。

據2016年澎湃新聞報道,北京大學法學院,刑訴法、證據法教授陳永生曾詳細閲讀過案卷材料,認為汪康夫一案在程序、取證上存在嚴重問題: 首先,本案的唯一一份證據是被害人的陳述,違反“孤證不能定案”的規則;其次,這份證據是在恐嚇引誘下取得的,獲取程序上嚴重違法;另外,被害人如今指出當時在威脅下被迫説明情況,是新證據,也顛覆了此前認定被告有罪的唯一證據。

關於“串供”的説法,陳永生指出,司法機關只能啓動再審後,經過審查確認,不能沒有啓動再審就直接否定掉新證據。

他認為汪康夫應當向江西省高院申訴。

■ 在家中寫申訴書的汪康夫。

事實上,汪康夫早在1999年時就已經向江西省高院申訴,但高院卻將案子轉交給了萍鄉中院,並依舊以“串供”之由駁回申訴。此後,汪康夫一案又流轉於萍鄉中院、吉安中院、江西省檢察院和高院。在兜轉之間,汪康夫寫過上百封申訴信,他甚至懷疑自己:“難道,我還有哪裏沒有寫清楚嗎?”

瀟湘晨報報道,後來江西省檢察院受理了汪康夫的申訴,但在2020年7月底,檢察院又以“存有案卷的法官正在住院,因此調取不到案卷”為由,中止審查,並且表示“待調到原案案卷材料後即行恢復審查”。

9月22日,汪康夫分別撥通了江西省高院、吉安中級人民法院、萍鄉中級人民法院的電話查閲案卷去處,但信訪辦工作人員皆表示“查無此案”。除了“強姦罪名何來”之外,現在他又多了一重困惑:“當年案卷究竟在哪?”

汪康夫於1942年出生在陝西西安。父親母親希望他健康、幸福,因此取名“汪康福”。

大約1947年,解放戰爭期間,汪康福隨母親離開了西安。

那年,他還是個五歲的調皮小兒,第一次坐飛機的新奇勁兒抹去了其他一切與快樂無關的記憶——例如父親汪孝澤身在何處,以及舉家搬遷至原籍江西永新的原因。直到1951年,父親在湖南嶽麓山被俘、參加政治學習後回到永新做生產隊社員時,他才開始對父親“國民黨軍需處中校”的身份有切身認識。

江西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著名根據地。當時,包括永新、蓮花等地在內的區域都是中華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在後來農村土改的過程中,父親被劃為中農。隨着農村社教運動愈演愈烈,“偽官吏”、“反革命”成為了父親此生都無法摘去的鐵標籤,壓得少年汪康福抬不起頭來。

■ 客廳裏擺放着父親和母親的瓷片畫,這是父母唯一的肖像。

他年長後回憶起來:似乎當時從沒有人對父親客客氣氣講話;家人勞動賺得的公分沒法領夠口糧,而且可以被任何人差使做事。以至於與同學交往時,他總覺低人一等。他沉默寡言,好像沒有什麼熱鬧是屬於他這樣的身份。那時,年幼的汪康福甚至已經能夠理解,這個每天言語至多不過三、五句話的三口之家正以怎樣的心情小心生活。

小學四年級住校後,汪康福回家交流的時間就更少了,只依稀記得父親對他説過一句“好好讀書,男兒當自強”。

書,是讓他唯一快樂的東西了。他喜歡讀魯迅,尤其是雜文,總覺得這種表達手法新奇極了。例如魯迅寫在《秋夜》開頭的一句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為什麼不直接寫有兩棵樹呢?他覺得有趣,常常在上課時偷偷摸摸在課桌的抽屜裏翻開書讀。

那時初中課程有文學漢語、生物、數學,其中生物又分成植物學、動物學,數學分成幾何、代數,成績計分效仿前蘇聯,滿分5分,得3分視作及格。雖然自覺能考上高中,但無論參不參加考試,汪康福都沒有資格升學,因為父親的身份無法通過政審。於是,初中畢業後,他就回到村子裏幫父母幹農活。

1959年,汪康福17歲的一天,蓮花縣教育局向家裏發了通知,分配他去縣城的琴水小學教書。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人民教師是崇高的職業,並且公辦學校的事業編制讓許多人嚮往。

但當時他卻高興不起來。從“家有三鬥糧,不做孩子王”這句俗話中就不難看出,教書並不是什麼好差事。他甚至覺得“汪康福”這個名字中的“福”字顯得太過奢侈,在學校工作後,將它改作“夫”,因為健健康康就已經足夠。

蓮花縣琴水小學是個“神奇”的地方,遍佈階級鬥爭中的“牛鬼蛇神”——汪康夫的許多同事家庭出身是富農、地主、資本家。在左傾浪潮逐漸形成之時,這些家庭出身不理想的教師們必須謹言慎行,唯恐工作方法問題會被認為是階級立場問題,更不敢、不願做出什麼越過思想紅線的行為。對於家庭出身是“偽官吏”的汪康夫來説,更是如此。

“現在似乎很難理解,過去我們這些人的出身就代表着曾經剝削過勞動人民,是有罪的。因此能得到一份教師的工作,我們謹慎而且樸素地心存感激。”琴水小學教師李春蘭回憶。

即便是個不怎麼理想的職業,教師好歹是一份工作。作為語文老師,汪康夫還是想認真完成它的,至少不能對不起孩子。更何況,他曾有過這樣一句座右銘:“既然已有目標,就應該每一步都向着它。倘若是真有抱負,就不能虛度年華。”

他每天都會記下教學工作筆記,內容全是關於學生更願意接受怎樣的教學方式,細緻到哪一句話應該怎樣表達。他時常備課到深夜,給學生們準備各種各樣的故事。很快,他的教學水平得到了學校和同事的認可。在李春蘭和其他許多同事的眼中,他在教學上“無話可説”,認真負責、細緻耐心。

■ 年輕時的汪康夫。

除了擔任學校高年級的語文老師外,他還身兼四年級一班班主任一職,經常領着班裏的學生們去課外活動。當時的四年級一班是琴水小學成績最優異的班級,流動紅旗和獎狀貼滿了黑板。

1956年,毛主席號召中國人民去大江大河中游水、鍛鍊意志。汪康夫就帶着班裏的男生女生們一起去學校附近的琴亭河裏游泳。班長李利元回憶當年的琴亭河是條清澈、淺淺的小溪,汪老師給班裏的女同學們準備了一張大草蓆,用來隔出換衣服的區域。

除此以外,汪康夫還在校內的院子裏開墾了一小塊菜地,鼓勵學生用雙手勞動、勤工儉學,把種出的蔬菜送給學校食堂。為了給菜地圍上籬笆,他帶着男女同學一同上山伐竹。

“別的班級很多同學都羨慕我們有這樣的班主任”,當時在四年級一班讀書的女同學李蓮欣説,汪老師是他見過最好的老師。

然而,汪康夫怎麼都沒想到,這些與學生的種種熱絡,不久之後都將化成指向自己最尖鋭的矛頭。

1963年,汪康夫被學校派至吉安的師範學校培訓一個學期,學習心理學、教育學、語文教學法等專業課程,課程結束後又回到了琴水小學繼續教書。就在他去吉安培訓期間,一個強姦案轟動了整個蓮花縣——琴水小學一個名叫段桂元的低年級教師,因強姦學校二年級的女學生被當街槍斃。

“很多人都去街上看槍斃,我也去了”,李蓮欣説,被槍斃前段桂元什麼話都沒説,肚子被打得開了花。

也是在汪康夫去吉安培訓期間,江西省委根據中央的文件精神,逐步開始部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運動)。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4年下半年起,包括萍鄉、蓮花在內的25個縣(市)內都開展了社教運動,並且於1966年5月因“文革”開始而被迫中止。

另據李春蘭和時任琴水小學的教導主任李品行回憶,社教運動工作組在1965年入駐琴水小學。

1965年冬至1966年初,琴水小學的社教運動進入“清思想”階段。入駐學校不久後,社教工作組成員要求琴水小學教師曹靜安、賀恩蓮找到汪康夫班上的女同學談話,談話的原因是懷疑汪康夫對女學生作出不當行為。隨後,賀蓮玉、劉美嬌、李金媛、李桂珍、李蓮欣、尹福珍、洪仔妹、李花清、劉淑芬、康國勞等12名女學生被曹、賀兩位教師約談。從已知的材料和實地走訪獲取的內容中發現,當時的談話過程存在三種截然不同的版本。

版本一:1966年賀恩蓮、曹靜安的調查彙報

“65年初64年末”賀恩蓮共找過十個女同學談話,她認為社教工作隊交予她的談話任務“非常艱鉅”,並決定以團支部書記教育團員和建團對象的名義,逐個找女同學瞭解情況。起初她鼓勵女同學們積極創造條件加入共青團,後慢慢引導她們檢舉揭發汪康夫的行為。

其中,與學生尹福珍談話時,賀恩蓮瞭解到,汪康夫曾以談話為名將其叫入宿舍,並摸胸部、陰部,還曾解開其褲子進行強姦。“汪説:‘叫什麼,有痛嗎?’”

洪仔妹在談話中説:汪康夫以看病為名亂摸其胸脯;五年級時,她因頭痛被汪康夫叫入房間躺在牀上,隨後汪康夫“先摸胸脯,又將褲子解開,脱到腿的地方,什麼東西塞進陰道”。

劉淑芬表示:汪康夫在午睡時將她叫入房間,“摸胸脯”、“騎在劉身上,劉陰部感到很痛,想哭”。

賀恩蓮隨後發現,在談話中被汪康夫強姦的女同學都感到憤恨,因此她認為汪所犯的罪行是事實。

曹靜安指出,找五位女同學談話的原因是“為了協助社教工作組的同志調查汪康夫姦污女學生的犯罪行為”。她首先打消女同學的思想顧慮,教育她們要與壞人壞事作鬥爭,其次説明汪康夫的一切可恥行為是他一手造成的,一切由他本人負責,並且學校不會對受侮辱的同學進行處分,而會對她們所揭發的問題絕對保密。

隨後在反覆談話中,賀蓮玉、劉美嬌、李金媛、李桂珍、李蓮欣在曹的“啓發、動員”之下都承認與汪康夫發生了關係。

版本二:1980年蓮花縣法院對曹靜安、賀恩蓮的調查筆錄

汪康夫案件發生在1966年,社教工作組進校不久。在排摸情況時,“社教工作組聽到反映,汪在女同學面前有點情況”,於是讓賀恩蓮和曹靜安兩位老師找汪康夫班上的女學生談話。時任蓮花縣公安局局長的李一甫也參與了與女學生談話。

“當時找學生談話,學生持無所謂的態度”,“學生沒有寫過檢舉材料”,“只叫我和曹老師寫過檢舉材料”,賀恩蓮表示,反映汪康夫的問題有“找女生談話(宿舍)”、“睡午覺”、“帶女學生洗澡”。

“當我接觸和談話的這些女同學,她們對汪的問題不是感到氣憤、主動揭發,可是不好意思”,賀恩蓮還表示,在談話時她“帶有點引導”,例如她問學生“汪動過你們的褲子沒有,汪摸過你們沒有”。她還説如果學生對這些問題避而不談,兩位談話老師也並沒有施加壓力。

“自從段桂元事件發生以後,學校對這一方面(師生之間不正當行為)抓得很緊”,曹靜安表示,由於之前發生過段桂元一事,所以抱着對學生負責的精神,在與當時六年級一班的女同學談話時,“語氣較重、較嚴”,“説了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不講是不行的’。”

此外,曹靜安並不知道女學生是否去醫院檢查過,她隨後又表示,女生的談話內容可靠性無法確認,“因為沒有檢查”。“她們(指學生)不是自然地談出來,而是問一句,才答一句”,“談過話後,學生自己寫檢舉”。

曹靜安表示,不能完全肯定汪康夫有強姦、猥褻行為,也不能説無。但緊接着她又説:“只是他平常生活不檢點。超過了師生關係。”

版本三:2016年及以後女學生們的回憶

尹福珍記得賀恩蓮老師找到那些年紀較大的女同學進行談話,問汪老師有什麼問題。

“我説沒有問題。她(賀恩蓮)説(汪康夫)強姦了你們,我説沒有。她説,‘你們不告訴我們,你們就不準畢業’。”

“我和汪老師沒有任何關係,只有一種關係,那就是師生關係”,洪仔妹表示自己當時文字能力很差,沒有能力寫任何材料,“只有兩個不知是哪裏的人,把寫好的材料叫我簽字,並且説是汪老師交代的。我一個小學生,只知道工工整整的字,他們的字很潦草,我哪裏看得清。我説我不認識這些字,他們説,不認識嘛,反正就這樣,在這裏籤個字吧。”

康國勞記憶中的汪康夫是個隨和的老師,“沒有一副老師的榜樣——動不動就教訓人的樣子”。有一天賀恩蓮和曹靜安兩位老師將她叫至房間,對她説“汪老師有猥褻你”,她回答沒有。

兩位老師叫她在一份材料上簽字並且對她説:“人家説你有,這個杯子在這裏,你可以説沒有這個杯子嗎?”她回答:“沒有就是沒有。”她最後沒有簽字。

回家後,她將談話過程告訴了父母,父母對她説:“你做得對,是不要冤枉一個好人。沒有就是沒有。”

李蓮欣回憶,曹靜安老師將她關在一個房間,在這之前並沒有向她好好了解過情況,只對她説:“要想好”,“不行,你不寫我就不讓你回去吃飯。”在她被關了一個多小時後,曹靜安進房間寫了兩行字,她也不得不照着其他人寫的內容,寫下了“汪老師強姦了我”這樣類似內容。

除了去世、失聯的5人之外,實地採訪以及其他多篇媒體報道都表明,當時參與談話的其餘7名女學生都否認了汪康夫與自己發生過性關係,否認他強姦、猥褻自己,並且表示賀、曹兩位老師通過引導、關禁閉等方式,迫使她們承認不存在的事。

1966年5月16日晚10點左右,進駐琴水小學的社教工作組成員帶着兩名公安造訪汪康夫的教師宿舍。

“公安局的人來了要帶你走。”

隨後,汪康夫跟着他們來到了蓮花縣看守所的一間辦公室裏。他回想,當時這間辦公室中坐着六、七人,分別來自社教工作隊、公安、法院。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認真交代問題,可殺、可不殺的可以不殺,態度不老實的問題再小也要從嚴懲處”……

辦公室裏的人用江西當地話責令他交代“罪行”,每問一句就會重複一遍以上話術。

他覺得莫名其妙。

最後,他們問他有沒有強姦學生?他回答沒有。

問話結束後,直到8月蓮花縣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下達之前,汪康夫一直被關在看守所。在隨後的庭審過程中,他反覆表達自己沒有強姦女同學,但最後要簽字時發現,庭審記錄並不是按照他供述的那樣如實記錄。

1966年10月19日,經公安機關調查、檢察院起訴,蓮花縣人民法院下達的刑事判決書上寫道:“被告人汪康夫在蓮花琴水小學任教期間,道德敗壞,品質惡劣,借師生關係之變,膽敢目無國法,從1964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上半年,先後不擇手段,進行強姦少女二名;猥褻少女學生10名。”並且一審判處被告汪康夫有期徒刑十年。

汪康夫不服上訴。同年12月30日,吉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兩份判決書都認為汪康夫強姦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但多年後汪康夫的律師調閲1966年案卷時發現,支撐一審判決書的只有三份材料:社教工作組、時任琴水小學教師的賀恩蓮和曹靜安的三份調查報告。

其中,社教工作組在《關於琴水小學教師汪康夫猥褻、誘姦女學生的調查報告》中寫道:“汪由於出身反動偽官吏家庭,受其父親反動教育極為深刻”、“經常在學生中講的故事是小姐、丫鬟一類,散佈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教育學生如何做特務、當司令、炸倉庫工廠,怎樣做到不要被人發覺等反動思想”、“把父母過去的照片給老師看,炫耀自己”、“自1964年以來,採取以治病為名,找學生個別談話,指導作業,教女學生游泳,帶女學生上山砍竹等惡劣手段,進行卑鄙可恥的猥褻,誘姦女學生”,“學生本人已揭發控告”,“罵汪就是段桂元”。

蓮花縣人民法院法官周洛泉在1980年的調查筆錄中回憶:對於該案,公、檢、法採取了慎重態度,如果不存在強姦、猥褻行為,女學生完全有思想否定。“我們在予審的時候,沒有采取逼供的方法。”

1967年二審後,從始至終不服判決的汪康夫在吉安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委託宣判筆錄上寫下“被告人意見”:“我沒有強姦女同學。”並在最後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自此,除了“反革命偽官吏”的家庭出身標籤外,他還揹負上了“強姦犯”的罪名,被送往鄱陽湖城西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城西農場一年四季都種着水稻、棉花,農場中有監房,房裏有一條通道,兩邊排列着供勞改人員睡覺的上下鋪。雖然睡在一起,但沒有人知道強姦犯汪康夫的案情,因為農場規定勞改人員不準互相談論案情。

經過一段時間的普通勞改,他被農場安排做植物保護、防蟲一類的勞動,一個人睡在監房外的倉庫裏。他吃不飽,就在夜晚悄悄點火去鄱陽湖裏抓魚、烤魚吃。偶爾,他會給家裏寫信報平安。家中回信的內容皆是寥寥幾行字,大意都是“好好改造”、“注意身體”。

減刑一年,汪康夫度過了九個勞改春秋。1975年,他回到永新,發現家還是從前那個家,只是父親母親都老了,身體狀況相當差。這一年,父親病逝。

去世前,父親沉默不語,只對自己的妻兒説想吃只鴨子、喝點鴨湯。可經過文革抄家,汪家一貧如洗。“就算有鴨子賣給我,也沒有錢。”往後,脾氣強勢的母親很少説起父親的死和汪康夫勞改期間家中發生的變故,似乎把生死看得十分淡泊。

也是在出獄那年,33歲的汪康夫經人介紹相親,向隔壁文竹村裏29歲的女孩週三英提親。這是一樁“門當户對”的婚姻,女孩父親在解放前就逃亡去了香港。更重要的是,週三英堅信汪康夫是清白的,從未動搖,“他已經過得很可憐,所以我願意嫁給他,他定會對我好、珍惜我。”

1977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六,汪康夫和週三英的第一個孩子金鳳出生了。後來的日子,週三英操持着家中所有大小事務,讓丈夫專心工作、申訴。“對她不是喜歡二字了,是愛,是依賴”,汪康夫緩緩説出了這些話。

■ 汪康夫和妻子週三英合影。

汪康夫妻子週三英與他們的女兒金鳳、銀鳳、珍珍合影。

汪康夫的全家福。

■ 在家中吃飯的汪康夫夫婦。

後來,基於對汪康夫教學水平的瞭解,在公社書記的批准下,石市小學校長錢秋勝邀請他去學校做語文代課老師。

但他怕了。

他對這位錢校長説的第一句話就是:“首先要明確我的身份,勞改釋放,不要將來説我是混進教師隊伍的階級敵人。”

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村子裏,他從不與人主動打招呼。有人問他,為何看起來如此清高?他回答:“哪裏清高,只是自卑。”

因為他怕了。

他害怕自己強姦犯的身份給願與他交流的人們帶來什麼麻煩。

和正規編制的教師不同,代課老師每月收入30元,沒有任何津貼、夏天高温補貼、冬天取暖費、教師節禮品。為了維持全家生計,汪康夫還要種菜、孵鴨子、養黃鱔、養蚯蚓。但除教書、種菜之外,似乎所有副業的成功都與他絕緣,家裏仍然沒有脱離貧困。他後來治病吃藥、做腎結石手術、兒女讀書、申訴的錢都無法湊齊,要靠着妻子四處奔波借貸度日。

“這輩子我沒什麼能帶給我的小孩,但他們都很孝順,很支持我申訴。”家似乎讓汪康夫出獄後的生活好過一些,但他愧疚極了。

在1989年11月15日的日記裏,他寫下了這段話:“這冤,該向哪裏伸?這苦,該向何處訴?全家節衣縮食供我申訴,孩子們連冬天的鞋子都沒有,母親、妻子有病也只好拖延不治。要説我有罪,這才是我的罪啊!”

汪康夫的母親於1995年因病去世,與父親葬在了同一個墳場,白嶺。

■ 汪康夫坐在家中。

■ 汪康夫在日記中寫道:我絕不輕生……只要公理不滅,冤情終將大白。

他還要繼續申訴。他曾寫下“只要公理不滅,冤情終將大白”。

五十多年來,他得到了妻兒最堅定的信任和支持,得到了當年琴水小學男學生的幫助,得到了家鄉人、熱心網友的同情,他在不服與困惑間掙扎,在貧困與奮進中堅持,自始至終只為求得“清白”二字。

但為何這不明不白的案件總卡在申訴?案卷又何去何從?

10月9日,江西省高院訴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表示,2000年以前的案子可能無法查到電子檔案,需要代理律師本人憑證件親自到法院調取紙質案卷。近期,汪康夫通過媒體記者的幫助,與曾代理張玉環一案的王飛律師簽訂了委託協議。王飛表示,會嘗試去法院調取案卷。“目前,我們已向江西省檢察院提出閲卷,在他們能調到案卷的情況下。”

對此,汪康夫顯得很平靜,他已經歷太多失落。當年的女學生如今都已經邁入70歲,身體每況愈下,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能撐多久。

“我希望有人認真對待案件,希望法律還公道於我。”

這是他生而為人,最後的心願。